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

真相网:【视频】美国会听证会:活摘器官的中共所有罪犯将被送上法庭

真相网:【视频】美国会听证会:活摘器官的中共所有罪犯将被送上法庭


【视频】美国会听证会:活摘器官的中共所有罪犯将被送上法庭

Posted: 18 Sep 2012 09:3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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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2年9月19日】前文"美国会议员:活摘器官的中共所有罪犯将被送上法庭 - 真相网"报道了最近美国国会关于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暴行的听证会。本文是youtube上的现场视频录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也希望有人能够添加中文字幕,让更多不懂英文的朋友了解真相。

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

真相网:“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对比共产党杀了多少中国人” (今天共有2篇文章)

真相网:“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对比共产党杀了多少中国人” (今天共有2篇文章)


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对比共产党杀了多少中国人

Posted: 17 Sep 2012 07:4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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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2年9月18日】【前言】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理应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在这方面,中国人也基本上做到了,中共每隔一段时间挑动一下国人的爱国情怀大作文章,对日本的痛恨似乎在展现"正义"的"爱国",然而还有一个最恶毒的杀人魔鬼 - 中共,几十年来至今,仍在屠杀中国人,已经杀了多少千万了,有些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为无物?日本是外来的,共产党不也是外来的吗?日本南京大屠杀三十万,烧杀抢掠令人痛恨?共产党在中国横行60多年,何尝不是奸淫、腐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的家族中还剩下多少家庭没有遭受过中共几十年政治运动和各种镇压的血腥屠杀?那是不是应该更加令人愤恨?

原文: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再看看中国共产党对国人做出的贡献。作者:冰山一角,原载《纵览中国》。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码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毫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码: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元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码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10年,超过1,000名法轮功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 3,2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仅2007年,家庭教会遭当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国18个省,有788人受害,693人被捕;受到拷打、折磨的基督徒人数,被上年增多325%,被虐待人数上升400%。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海外维族人组织说,有几百人死亡,几千维族人被逮捕。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港媒:中共18大前 成都22老人吁清算毛泽东

Posted: 16 Sep 2012 10:1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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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2年9月17日】18大前夕,四川省成都22位中共老人联名致函18大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搞集权专制统治的罪行;否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呓"。九月九日是中共已故党魁毛泽东离世36周年,当局并没有纪念活动和悼念文章。

毛泽东制造"8,300万冤魂、3,000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

据《亚洲周刊》9月16日报导,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四川省成都二十二位中共老人联名致函十八大称:中共承袭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按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思想铸就的,中共"要清算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政治遗产,首先要清算文革制造者、发动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还历史一个真相,社会一个公平"。

这些老人说,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000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

他们说,"从中共执政到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人民币。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总的损失,是中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视为二十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00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2,000万苏联人的死亡,这22位老人表示"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亚洲周刊》9月8日采访到此信函起草人、曾任全国工商联执委的铁流,据他披露,由于自己多年来坚持清算毛泽东罪行,每天都会收到一批手机电话和短信,骚扰围攻,恐吓谩骂,全是毛派极左势力首当其冲。

18大前上书的22位中共老人曾亲历毛泽东政治运动,他们是:岳定国、郭炎、熊习礼、胡崇真、杨铭传、廖赤明、野僬、刘文介、李多文、屈楚平、房让喜、张平中、赵群、铁流、罗开文、林夕映、蔡长宜、王重纲、刘光策、何丕栋、彭慕陶等。

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

真相网:1993年公安部给李洪志先生的感谢信

真相网:1993年公安部给李洪志先生的感谢信


1993年公安部给李洪志先生的感谢信

Posted: 16 Sep 2012 10:5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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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2年9月16日】一九九三年八月,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份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份子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八月三十一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对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进行了高度肯定。
1993年公安部给李洪志先生的感谢信
一九九三年八月,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份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份子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八月三十一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对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进行了高度肯定。信中这样写道:

"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芳会长(原公安部部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

"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

"为此,我会特向您(指中国气功协会理事长)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专题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份子提供康复治疗》,并称这些先进份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一九九八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国家体委也根据医学界人士做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98%"的调查报告,希望在群众中推广法轮功。

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

真相网:《失去新中国》作者:退党是唯一选择

真相网:《失去新中国》作者:退党是唯一选择


《失去新中国》作者:退党是唯一选择

Posted: 14 Sep 2012 09:0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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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2年9月14日】据大纪元记者唐玉华盛顿DC报导: 9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异议人士器官"的听证会。作为证人,前资深调查记者和"保卫民主基金会"兼职研究员伊森-葛特曼(Mr. Ethan Gutmann) 出席会议,提供了12位证人的证词,并强调正在发生的"退出中共"这个运动的意义。

葛特曼先生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以及《亚洲华尔街日报》、《投资者商业时报》、《每周标准》和《国际事务杂志》撰稿人。也是"保卫民主基金会"兼职研究员。

以下是葛特曼在听证会上的部分发言。

为了解中国政治犯是如何被大量活摘器官的,我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的医疗人员、强制执法人员和50多位来自中国劳教所的难民进行了广泛和大量的采访。根据我的调查,中共的活摘器官现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疆。到2001年,这种行为扩大到全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被迫成为了中共"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而且这些供体在被活摘器官时经常被匿名处理。

中共从罪犯身上进行活摘器官的行为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1990年,这项活动已经系统化,其中包括中共建立了"器官移植"同意书和在刑场设立活摘器官手术车(死刑车)。器官供体是罪犯。无论这些犯人是否被迫签署了"器官移植"同意书,他们都是被中共法律判为死刑的人。

我的第一位证人叫Nijat Abdureyimu,乌鲁木齐公安局第一分局的警官。他对我上述的中共活摘器官现象没有任何怀疑。他特别注意到1994年的时候,实施器官活摘的医生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公开化。那时他的一位同事听到从器官活摘手术车内传出"地狱般"的惨叫。两年后,监狱的医务主任对Nijiati坦白说,对活人进行器官摘除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我的第二位证人是Enver Tohti博士,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回忆了在1995年发生在刑场外的一幕:一个罪犯的胸部中弹,不是为将他致死,而是将他的身体带入深层休克状态,减少身体的蠕动和收缩,这样做可以减少活摘器官手术中出现的问题。在他上司的不可被违抗的指导下,Enver对这名犯人实施了活体摘除其肝脏和肾脏的手术。那个刑场通常是给政治犯准备的刑场,所以那个犯人不像其他犯人那样被剃光了头。

我的第三位证人是一位在中国伊宁市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她说这家医院已经不能再被称作是医院:敢于为维吾尔族抗议者治疗的医生会被捕,维吾尔族医护人员被隔离、汉族医生对不幸成为第二胎的维吾尔婴儿注射死亡针。她说,伊宁事件结束6个月后,一位21岁的维吾尔族抗议者在一家军队医院被活摘了肾脏。这个时间与我下面的第四位证人提供的时间信息吻合。

第四位证人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当时按照六名正在寻找健康器官的中共高官的指示,乌鲁木齐一家监狱命令几个犯人做验血。这名医生在监狱西区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为犯人验血。由于这些政治犯不在死刑犯的名单上,他们对验血感到非常恐惧。监管强制他们接受了验血。这位年轻的医生在违背自己良心的情况下,边抽血边安慰犯人说:"这只是为了你的健康好。"六个月过后,监狱里又新来了6个中共干部,上面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

下面的8位证人(姓名全部是音译)邱阳耀 、王文宜、王晓华、荆天、戴颖、方思宜、于新华和刘贵福都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关押他们的不同的劳教所有着彼此极为不同的环境和设施条件。但有两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而且他们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身体检查。医生,通常是军医,都给他们做了大量的血液化验,然后做X光胸透,然后是尿检和腹部检查。很多时候,医生还给他们做详细的眼角膜检查。医生没有对他们进行眼睛追光的检查和视野检查。仅仅是针对角膜的检查。也没有任何脑功能方面的检查、或用小锤敲打膝盖的检查、淋巴结检查、耳朵、口腔或生殖器表面的检查都没有做 – 医生只对可以用于零售的器官做了检查。

我对中共政府为这种检查以医疗检查为由给自己辩护表示强烈抗议。为什么这些检查被实施在上千名法轮功男女修炼者身上,特别是对女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在给法轮功修炼者做大量血液化验后,把他们用特殊安排好的车辆运走;或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之光"基督徒(Eastern Lightning)或西藏抗议者也被实施同样的身体检查。

我无法提供中国家庭基督教会成员、维吾尔族人和藏民的死亡人数。但我估计在2000至2008年期间,有6万5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因活摘他们的器官在中国被谋杀。对于这一数字是如何考证的,我在《国家器官》一书中有详细地说明。考虑到我在听证会上发言的时间有限,我请你们将我在《国家器官》一书中发表的内容以及"恐怖的中国器官活摘"和"新疆程序"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一并收入今天的听证记录中。

任何人在阅读了这些材料后都会抓住一个明显的事实 – 对政治犯的活摘器官是受命于腐朽的中共干部。中国是一个被中共监视的国家,他们的党员和军队成员是重点被监视的对象。王立军自己就曾获得器官活摘方面的医学创新奖。所以"中共中央"知晓这个事。这件事是由政府操控的。由此,每位读者都能很快地明白为什么正在发生的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叫"退出中共",而不是"改革中共"。

葛特曼多年致力于调查和研究中共对国民在网络上的监控、劳改系统以及西方商人与中共维护自身安全的矛盾交接。他的研究在过去的10对年中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团体的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他曾经被邀请在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日内瓦国际人权组织和欧洲各国议会、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出席会议并提供证词。